媒体灾难报道如何疏导和干预舆论情绪

媒体灾难报道如何疏导和干预舆论情绪
2022年9月21日 No Comments 舆情行业新闻 admin

文章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作者: 张鹏

公众情绪助推舆情发酵

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媒体的求证往往都伴随着舆论的情绪而共同推进。这些“共情”的声音掺杂了大量的情感因素,并迅速滋生且广泛扩散,迫使媒体在采集事件信息的同时,要展开一轮甚至几轮针对性辟谣。 在今年“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各种推测接踵而至,大致分为“大幅缩减维修经费说”“飞机超期服役说”“飞机无应答可能被劫持说”等,这些带有明显主观情绪的臆断一时间甚嚣尘上。在搜救刚刚启动、调查尚未开始的关键窗口期,这些臆断先于官方发布引发公众猜测和负面情绪,有很大的诱导性和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事件的调查造成了干扰。 情感是舆论产生的起点,用社会运动的观点审视舆论可以发现,情感对舆论的形成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由于情感的唤醒作用,某个公共事件才可以成为公众聚焦的指向;二是在情感的驱动下,在特定的媒介领域形成了情感共同体,舆论参与主体得以集结成立。 如果这样的网络共情与调查取证是同向的,无疑将推动事件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相;但如果是反向的,不仅会付出更大的舆情成本,甚至会引发公众对之后的官方发布产生猜疑,让一些阴谋论占据话语主动。

流量驱动与“伪正义感”合力裹挟舆情

在此次灾难发生后,个别营销账号与部分自媒体出现了两种不同路线的“贴近营销”。第一类是最直接的引流手段,比如直播在机场候机区域的遇难者家属,在毫无采访的情况下,直接贩卖悲痛来引流,内容毫无营养,但吸睛能力“爆表”;第二类是第一时间指责一些媒体在这个时间节点采访遇难者的家属和周边亲朋是吃“人血馒头”,以站在道德高地的姿态指摘新闻记者的正常采访,模糊采访与窥探隐私之间的边界,带有明显的“伪正义感”。在这两股力量的裹挟之下,利用公众的情绪波动与信息的不对等,在官方发布的空窗期迅速在网络中形成负面舆情,造成之后的官方例行发布与网络情绪形成对立,使事件的舆论方向陷入被动。

新闻伦理之辩考问媒体“底线意识

如今的新闻伦理之辩,争论的焦点被赋予了较多复杂的情感因素和道德评判,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情绪与好恶,有些甚至已偏离了新闻业务本体,更像是一种道德审判而非学术观点之争。 当然,伦理之争显然不能只靠理性,这其中必然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与公序良俗的规则。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个体情绪占据了舆论高点,显然是很难服众的。这首先是因为,对新闻事件的已知信息并不能做到统一,一叶障目的问题显而易见;其次,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因人而异,东航事故如此,俄乌冲突亦然,并不能在相同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和妥协;再次,新闻操作手段上的差异可能成为被诟病的靶子。 在灾难事件中,媒体不仅是灾情真相的传递者,更是灾后舆论的引导者。面对灾难报道中谣言横飞、舆论暴力、受害者隐私被侵犯、二次伤害等媒介伦理问题,主流媒体要肩负起澄清真相、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以人文主义的关怀和专业的素养对灾难进行权威报道,摈弃流量至上的狭隘观点,理性引导公众情绪。 在此次灾难事件报道中,坚守新闻伦理的典型案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进入MU5735核心救援现场直播,事故区域的地上散落着充电宝、钱包等物品,看到一张乘务人员的证件时,记者马上示意镜头避开,并明确表示“不要这个特写”。这一举动,不仅让公众感受到了对逝者的尊重,也体现了记者的专业素养与媒体的“底线意识”。

合理利用算法引导和干预公众情绪

此次空难事件,不仅对媒体探究事件真相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显现出算法技术在现代传播中的巨大影响,让传统的新闻体例出现了在技术影响下的改变。 长久以来,新闻从业者更习惯于从实用的角度审视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评价技术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作用而容易忽略技术和新闻业的内在关联。但需要注意的是,媒体算法的灵魂是受众。这样的“灵魂”不允许算法技术成为新闻机构逐利的工具,必须以刚性标准约束媒体坚持传统的新闻价值原则和新闻客观标准,将合规、不损害受众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 目前,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推送者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刚性的约束,使部分新闻产品在精准投送和分发中被断章取义,甚至为煽动不安提供了舆论场。如今,媒体融合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已无法剥离算法对新闻推送的影响。在重大灾难事件面前,媒体甚至更应该有条件地拥抱技术,从计算层面对良性信息做精准输出,形成信息叠加效应,从而达到疏导和平复情绪的作用,让主流价值观通过技术的力量得以最大限度地彰显,直至事件热度持续下降并退出舆论中心。

疏导和平复情绪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公众的情绪和部分冷静的思考在推动事件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维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2年1月28日以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截至2022年3月,百度相关词条搜索结果达到280万个。根据微博话题数据,前后参与的评论接近200万次,阅读达到了37.2亿次。在此次事件中,舆论批判违背伦理及女性意愿的拐卖人口行为对推动事件的最终调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网友的持续发力下,不仅促成了省内的深入调查,同时其深度的社会影响已经逐渐显现。这样的舆论警觉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层面的道德危机感,同时也是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公民法治意识的重要保障。 3月初,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要求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可以说,这是一次系统性引导和平复舆情的典型案例。

适度宽容,杜绝消费公众情绪

随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反映在网络空间中,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疏导对于政府和媒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情绪这个角度切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疏导网络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径,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和技术优势因势利导,让情绪传播产生的正面效应发挥最大作用。同时,应支持并宽容公众适度的情绪表达和分享,这有利于减少社会层面上负面情绪的持续堆积和叠加,有利于调控群体间的情绪互动,有利于社会融合;重视情绪的动机功能,积极回应情绪动员,让其发挥最大作用,这能够推进具体事件的发展和解决,同时进行舆论监督,推进公平正义。 专业媒体需要在重大灾难事件发生后理智推进采访,切勿走向过分渲染情绪和刻意回避舆论关切两个极端,坚持审慎、真实、客观报道,同时在采访对象和采访手段的选择上须规避风险,采访留痕,将遵守公序良俗、尊重逝者及其亲友家属作为一种行为自觉。坚守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底线与职业操守,综合利用线上线下平台发布和传达信息,通过配合官方发布与体恤公众情绪的报道,促进社会和谐。 事实上,情绪的传播路径为疏导网络舆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应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疏导网络舆论。关注现实,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主管部门应始终注意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减缓公众负面情绪;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发生后,不能逃避或听之任之,要积极应对,及时疏通民间舆论,疏导公众不满情绪。 维护人的尊严是一个社会文明、理性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链条,公众、媒体、官方主体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在此次事件中,舆论的焦点也是始终围绕对逝者、对生者的尊严维护而展开的。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大势之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甚至个体,都需要在重大灾难面前保持必要的理性和克制,把人的因素作为重要指标,让报道更有温度,让公众体味人文情怀,让作品更有传播以外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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